1934年，马季落生于北京一个商人之家，家境普通。马季的日子并不好过。还在上小学的时候，马季就卖冰核贴补家用。因为和常连安的亲戚是同学，年幼的马季每每胳膊底下夹着冰核篮子，到老常家开的启明茶社蹭免费的相声听，听到高兴处能从椅子上乐得掉下地来。
　　到13岁时，学业终于无法维继，马季被送到上海宏德织造厂当学徒。每天早早起来倒马桶、伺候师傅，做最低贱的活儿。如此三年。解放后，织造厂散伙，马季回到北京。1953年，马季凭借还不错的文化基础，考上新华书店华北发行所，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和所有“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们一样，马季充满了新生的喜悦。
　　在上海当学徒时，马季没断了在收音机里听相声，并从学说方言中延续儿时的乐趣。1955年，马季参加了刘宝瑞、郭全宝亲自授课的工人业余艺术团。
　　上点年纪的曲艺爱好者都还记得1956年的全国职工汇演，那一年的汇演相当轰动，出了几个曲艺人才，其中，最抢眼的是马季。汇演结束后，这几个人遭到各文艺团体的哄抢。
　　煤矿文工团在马季争夺战中占得先手，但最终被大师云集的中国广播说唱团夺爱。起初，马季虽然喜欢相声，但并不想当专业的相声演员，他更想去搞电影。团里派老艺术家跟他推心置腹地谈。刘宝瑞对他说：“小子，你说相声有出息，演电影出息不了。”团里的领导则明确告诉他：“为什么要你来？就是要你去发展新相声，不是靠你去说传统相声。”马季的老同事赵连甲对记者说：“50年代人的信仰，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马季在新华书店就是党员、先进工作者。党把发展相声的任务交给他，他就认定了这是他的命。”另外，在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历史上，为广播电视服务，是非常铁的一条原则，“原来就考虑，写什么符合广播的需要，后来考虑写什么符合电视的需要。”在他看来，马季日后率先将相声推向电视再自然不过。
　　虽然后来的人们对所谓50年代人的“思想境界”看法颇有不同，但马季创作的作品，格局之大，视野之宽阔，不能不说得益于一个相对高的“思想起点”。相声评论人章乐天对本刊说：“马季最好的作品都是将矛头指向一个现象、一个面，而不是传统相声中最常见的一甲一乙站在那儿自嘲或互嘲。譬如他的巅峰之作，讽刺公章旅行的《多层饭店》，将一个群像展现出来，里面每个人都是打着官腔，那么夸张又那么逼真，情节太可爱了。”
　　马季22岁进说唱团，即担任团支部书记，政治上要求进步。当时单位里每两三个月进行一次时事考核，每回都是马季得第一名。几十年来，马季每天都要躺在床上把《参考消息》看完才睡觉。80年代马季有个流行的小段子叫《新地理图》，里边把好多的世界地名串起来，什么排队上厕所是“伦敦”，桌上放着一个“巴黎”等。那个相声是他一晚上写出来的，但相关的知识是攒了几十年的。马季常把创作题材指向社会上发生的最新动向，他的很多相声里也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马季首创了歌颂型相声，一些人认为这是艺术的妥协。马季的徒弟笑林告诉记者，不管别人怎样议论，马季曾在私下明确表示，他对歌颂型相声“终身不悔”。
　　“马季对幽默的理解十分独到，写歌颂体而让人笑，足见他的功力。”相声评论人章乐天说：“他的歌颂体富于韵律，你听那时的现场录音，连观众的乐都是有节奏的。像《游击小英雄》，什么地方应当谈正事，什么地方应当助兴，哪里插入一首歌，编排绵密，鬼斧神工。在嗓音条件一般的情况下，他几乎开掘了语言上的全部潜力。
　　“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艺术工作者，他身上没有曲艺界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没有江湖习气，这个特点在相声圈里是突出的。但他是非常尊重传统的。”马季学习传统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返本出新，发展新相声。
　　“传统相声他不是不会，只不过普通听众听不出痕迹来。马季初出道曾被称小侯宝林，绝非浪得虚名。他的新相声里，传统相声的根子之深，会让行家震惊。”
　　马季有个体育题材的段子《3:0》，是从传统的《数来宝》借鉴的；《五官争功》有传统相声《六畜兴旺》的影子；《新地理图》之前，传统有个老《地理图》，就是个贯口活儿，新的和老的最后完全没关系，但借老的出这种新，又让人出乎意料;《海燕》里，渔家女唱的“一筐一筐又一筐”，那其实是传统里“脏活儿”演化来的，而明着的“脏活儿”早作为糟粕被侯宝林大师净化掉了。
　　“年轻的时候马季除了相声，也就打个篮球而已，没有其他任何爱好，也不谈恋爱。每天吃完饭，他就到西单游艺社去听别人说相声。他还经常到天津去听，老艺人们都很喜欢他，见了面很亲热，‘马季来啦！’然后想听哪段给他演哪段。他在外面抓了东西(素材)，回来就跟侯宝林、刘宝瑞这些老师们摆，老师给他举一反三，又打磨一遍。”赵连甲回忆说。
　　马增蕙说：“那时候年轻演员都在一个宿舍楼，住楼上楼下，马季端着脸盆出来倒水，嘴里总哼哼他学的那些相声，单弦也唱。我就没见过一个像他这么刻苦用功的。经常坐那写到多老晚，写的颈椎、腰都落下毛病。”
　　赵连甲回忆，马季1956年进说唱团，两三个月后，就因《王金龙与祝英台》《打电话》等作品在全国叫响。到1958年时，马季已爆得大名，同时“作品也是哇哇地出”。六零年到外地演出，侯宝林不在，马季已经可以压轴了。
　　“现在听是可笑， 当时的感觉是走投无路！”
　　1957年以前，马季叫马树槐，现在的名字，是进团以后侯宝林给改的。世人都知马季是侯宝林的徒弟，实际上，当时是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四巨头争马季。最后说唱团艺委会讨论决定，4人都是马季的老师，侯宝林是责任老师。
　　侯宝林曾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别人都是木头，只有马季是块玉”。师徒一场，侯大师实在爱马季这块材料，马季也敬侯大师这个泰斗，但在生活中两人始终保有距离。
　　文革后，马季成为中国相声挑梁的人物。1983年春晚，当时已经淡出舞台的侯宝林出场，指着马季说：“大家都很熟悉，这是我的徒弟马季。”然后指着姜昆说，“这是我徒弟的徒弟姜昆。”此举一般被看作是侯马关系解冻的标志。
　　姜昆就是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名宣传员。发现姜昆以后，说唱团为了要他，马季、唐杰忠在零下40度的天气里做了100多场慰问演出。然后又请侯宝林、郭全宝、赵连甲等为兵团办了40多天培训班。姜昆后来成为马季的大弟子。
　　歌颂体相声固然为马季所开创，但他的风格并非由此定型。事实上，无论从数量上，还是重要性上，讽刺型相声在马季的创作中都占绝对优势。
　　刚刚粉碎四人帮时的相声，是迄今为止新相声最辉煌的时期，马季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的《白骨精现形记》《舞台风雷》，解恨解气，有血有肉，笑料很多。
　　然而在大家还沉浸在“伤痕相声”的创作中时，马季已开始转型，他写《北京之最》《多层饭店》，以极端的敏感把讽刺的触角伸向体制内部。其中，《北京之最》因讥谤过于尖锐而很快被禁播。
　　在讽刺方面，马季曾试图达到何种深度人们不得而知，但一个事实是，在80年代后期，他在相声创作中已大大收敛了对时弊的关注，而将目光投向人性的角度，写了《红眼病》《百吹图》等揭示人性阴暗面的作品。
　　笑林认为，这部分作品，才是他的巅峰之作。“后来师傅发现再讽刺已经下不了嘴了，就转向了游戏型相声。”笑林说，在人性讽刺型之后，马季玩起了文字游戏，写了诸如《四字歌》《新地理图》等段子。
　　80年代，马季把相声搬上以春晚为标志的晚会舞台，对相声的命运来说，是一件大事。作为1963年就曾在当年的“春晚”——“笑的晚会”里担任重要演员的马季，1983年，被委任为文革后第一届春晚的总策划。“现在仔细看，1983、1984年的春晚整体结构就是一出大相声啊。”《空中笑林》节目主持人大鹏对马季策划的前几届春晚的总体结构赞赏有加。
　　1982年，电视的快速普及，已经促使敏感的马季开始思索相声由听觉艺术到视觉艺术的改造问题。他第一个提出，不如仿照表演考试中的“小品”，给相声加上一些形体和角色扮演的部分。那一年，马季组织了个队伍，与赵炎、幺树森一起，扎在北京怀柔县的水库边，试做了13个小品，蜡刻成册，结集成中国最早的小品本子，起名叫《笑的窗口》。后来这13个小品里，有一半的成活率。其中就包括在1983年春晚一炮打响的《宇宙牌香烟》。
　　“最早的小品，结构、语言、包袱都是相声来的。只能说，马季的感觉太领先了。”赵连甲说。马季后来创作的一些很被看好的作品也被杀过，渐渐马季就和春晚不再沾边了。姜昆说马季是“夹缝中生存”，笑林也说：“我师傅他这一辈子，如果让他尽情挥洒，唉……”
　　小品和相声在电视屏幕上分庭抗礼了很多年以后，最终抢走了相声的风头。一向先知先觉的马季此时也只是隐约预感，他说：“或许，小品就是相声的未来。”但是马季从不后悔把相声带上了电视。相声能从200多个曲艺品种中脱颖而出，电视帮了很大的忙。
　　1987年马季的一场大病，不仅为最后的故事打下伏笔，也成为马季事业脚步转缓的分水岭。那年，马季在长沙突发大面积心脏血栓，住院3个月，其间报了三次病危。三徒弟刘伟一直随侍在侧。
　　马季发现刘伟、冯巩是在1975年，那时他听说天津有两个中学生说相声好，特意跑去听，第一次见面，听完了相声，马季说的话谦虚得让刘伟惶恐，他说：“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礼拜天到我们团去坐坐。”1989年，刘伟结束了短暂的海外生活回国，那时候冯巩已找了新搭档牛群，刘伟非常失落。马季很着急，说“我们要像抢救大熊猫一样抢救刘伟。”他想方设法让他上春晚，还说服自己的搭档赵炎给刘伟捧哏。
　　直到2000年以前，马季还断断续续地参加演出，但从1991年开始，马季就开始了事实上的沉寂。他写书法、钓鱼、开车，年轻时除了打球没什么爱好的他开始在这些雅趣上流连。但是，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还是每年去年轻时体验生活的两个基地——山东胶东和湖南桃源住一段，那里多的是老朋友。
　　2006年9月，中国曲艺界的最高奖项牡丹奖将终身成就奖颁给马季。致辞时马季说：“我拿这个奖项很惭愧，在我前面有五六代相声演员，他们都把终身奉献给了相声艺术，这个奖项应该是属于他们的。”说到此马季声泪俱下，在场很多人也感动得哭了。
　　“我听见马季连声喊叫也有几年之多了。”赵连甲说，马季当然不是喊叫人们去研究自己，而是指出，相声没好作品，是因为演员不深入生活！在今年看完一次曲艺汇演后，第二天的座谈会上，马季在发言中，直指“相声表演很低劣。”还说:“都说我是马家军，我不是个好老师。”
　　马季在90年代后半期隐居的生活里，一直在有意地躲避媒体，在公众面前很少发表意见。但在私底下，他对相声、对徒弟的看法直言不讳。他曾对徒弟说：“你们坐在屋子里编的东西好不了，你实在没处去体验生活，就搬一小马扎坐马路牙子上看上半天也行，要怕人认出来戴一墨镜。”话是这样说了，但事实上，徒弟们依然没谁真在马路边坐过。
　　马季收了20个徒弟，前面几个，如姜昆、冯巩等成名很早，但他们都没能把相声一直说下来。姜昆搞网站、冯巩拍电影、笑林主持农业节目，对这些，马季没有反对过，他一厢情愿地把这些都看成是为相声“体验生活”，他老对徒弟们说，“有了这些生活，等将来翻回头再为相声服务……”
　　事实上，马季也曾染指商业活动，出任过某企业的顾问。他不拒绝商演，90年代，一个老朋友邀他去外地演出，只是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虽然不反对自己的徒弟去找别的事由，但对相声人才的流失，马季是心知肚明的。在去年全国政协会议上，马季痛心疾首地批评说唱团把注重人才培养的好传统都丢光了。
　　在有生之年，马季一直想办相声学校，改变传统的口传心授模式。马季常对弟子说，“在做人方面，一定要摒弃一些旧的东西，有文化一些，别让外界笑话我们没文化。”今年相声大赛，出了两个清华大学的在校学生，马季非常高兴，已经宣布要亲自教他们，还准备了教案。
　　郭德纲在成名之初曾遭到所谓相声界“主流”的打压，有人就猜其中是否有马季的弟子。在采访中，不止一位马季弟子向记者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某些“年轻演员”的低俗化倾向。马季在世时对郭德纲的态度如何呢？德云社方面给记者的答复是：“很支持。曾经有人找到马先生想让他出面做一些对德云社不利的事，但马先生不做。据说马先生对此的基本态度就是：我们相声界出一个人不容易。现在我们的‘德云社’三个字就是马先生题写的。”
　　马季是个念旧的人，多年来一直与13岁在上海当学徒时照应过他的师哥保持着联系。每次马季到上海，都会宴请师哥嫂子及他们的亲戚一大家子人。此番，80多岁的师哥执意要来北京吊唁，被马季家人劝阻。
　　无论是创作上，还是为人上，马季都曾做过直率的检讨。在前年的70寿筵上，马季也曾当着在场来宾的面说，“我马季有很多不是东西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不管怎样，马季一生求新，创作的兴旺期长达30余年。他的创作印记与新中国诞生以来走过的脚印完全相叠。他一共创作了300多段相声，其中大概有十分之一经过时间的检验，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艺术家，自认为自己做的事是为一个宏大的目标服务，或许这正是马季他们这代人不可超越的根本原因。没有这个目标，就没有这么旺盛的斗志。”章乐天说：“马季的徒弟们就不同了，他们可以说是转型期的一个大的敏感群体。当宏大叙事不存在了，人人都必须考虑自己去向的时候，他们的迷失是必然的。马季这一代人心无旁骛，他们认定了一件事，是值得拼一生的精力和名誉去做的。时代没机会哺育这种人出现了。”